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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思想的早期萌发与历史性成熟

——关于编辑学科建设的一个核心性问题

郝雨

2018年08月13日09:28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在当今传媒业越来越繁荣发达的生态环境下,在编辑学科建设方面,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编辑思想研究以及编辑学发展,应该上升到一个新的学术理论高度。而中国编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更是编辑思想研究的最基础的环节。在中国,编辑思想的起源,首先与文字的发明息息相关。为了科学地探究中国编辑思想的“史”之源头,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中国文字产生发展的起点和过程。依据这样的标准和思路,通过对编辑思想起源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上古三代质朴的编辑观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雏形。而在整个文字创造的过程中,又贯穿着人类早期编辑思想的萌生。

【关键词】编辑思想;编辑学;学科建设;编辑思想史

毫无疑问,人类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发展,其主要的传播与承载媒介就是书刊等,而书刊的编辑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从这样的意义上看,编辑与人类文明同在,与思想文化共存。尤其是在现代出版体制和技术条件下,在自媒体泛滥、垃圾信息猖獗的大环境下,我们的主流书报杂志的编辑,包括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如果没有强大的思想理念支撑,如何对抗那些泡沫化、低俗化的信息传播呢?但是,在新闻传播学科,编辑学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学科名分。在新闻传播学这样的一级学科构成中,并不包含编辑学这样一个二级学科和分支。那么,在当今传媒业既繁荣发达又鱼龙混杂的生态环境中,加强编辑学科的建设已迫在眉睫。在这里,有一个关键性和核心性的理论问题就是,作为编辑事业和编辑教学之魂的编辑思想是否存在?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考察认为,中国的编辑思想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还具有漫长深厚的编辑文化历史。

一、编辑思想起源问题考论

从编辑思想研究以及编辑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作为基础性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的基本路线和结构上,首先要从两大根本性问题入手,一是编辑思想的起源问题,二是其整体的历史发展问题。纵观中国从上古到近代几千年的编辑思想发展史,各历史时期的特征明显。而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现状与大环境,是编辑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背景与条件,现实编辑出版活动是编辑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具体语境与动力因素。完全可以说,中国文化文明的历史有多长,中国编辑的历史就有多长,中国编辑思想的历史也就有多长。

关于编辑思想的起源问题,按照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的观点,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以物质发展为基础的,那么,中国编辑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其物质基础当然就是文字。所以,中国编辑思想的起源首先与文字的出现息息相关,依据这样的思路,通过对编辑思想起源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上古三代质朴的编辑观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雏形。在整个文字创造的过程中,又贯穿着人类早期编辑思想的萌生。其中,根据“六书”理论,可见那些“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等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编辑意识,即“混合”。正是根据“混合”这样的编辑思想和意识,我国早期的编辑家把所指不同的符号,按照一定的规律和规则,创造出能够代表更为意义复杂的“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等。所以,这种创造性的编辑和组合,也就体现了编辑意识的诞生,并表明了编辑思想的起源。

就中国文字学的常识而言,所谓“六书”,就是我国古人解说汉字结构和使用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反映了战国末期到汉代人们对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情况的认识。东汉学者许慎给“六书”下的定义是: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六书”中的“合体造字法”,如形声、会意等方法,本身就是由两个或多个部分构成,也就是通过编辑,产生了新的字形和意义。形声字由两部分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事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汪”字,形旁是“水”,表示它的意义是和水相关的,声旁是“王”,表示它的发音与“王”字相同,等等。即使是作为“独体造字法”的指事字,也同样有着编辑的因素,指事字含有事物中较抽象的内容。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这类字的形成,都是通过较抽象的提炼,通过对抽象符号的特殊标注,形成一个汉字整体而产生意义。简单地说,象形就是直接画出词义所概括的事物的外形;指事就是画出词义所概括的有关事物以暗示某些无法直接画出的特征;会意就是画出两个形体,通过它们彼此的关系来显示一个意义;形声就是取两个已造出的形体,一个取义,一个取声,合成一个新义;转注和假借都是讲字和字的关系,转注是把类似的意义灌注到同一个义符中去再造一个新字,假借是词义发展以后不造新字仍用旧体,等等。总之,无论是合体造字法,还是独体造字法,都是通过一定的编辑思维,确定相关的字形结构,把不同形式的有关内容按照主观意图组织整合,从而产生新的意义整体,这些当然就是编辑意识最初的雏形。

人类早期各种具有自觉意识的思维活动都是在劳动实践中形成的。所以,从被概括为“六书”而开始的汉字造字过程,其中的编辑意识,就是在对各种图形和笔画的组合搭配运用中,慢慢形成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人类文字发明的阶段还属于人类社会实践较低级的阶段。这样的实践也只能产生“六书”这样较为简单的编辑意识。随着人类文化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印刷技术的出现,编辑意识逐步扩展到对于整篇文章的谋篇布局,再进一步发展到对于书刊的整体规划和版面设计。其中那些具有规律性和原则性的编辑意识的提炼升发,就发展成为后来的越来越系统化的编辑思想。以上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编辑思想源头的考证和论述。

二、编辑思想在历史文化发展中逐渐成熟

在中国古代,那些圣者先贤很多都整理修订过前人的经典和传世之作。由于那时的出版条件非常原始落后,各种媒介的文本载体经常流失和发生传播错误,加之不同传承者对于文本理解方面的差异,势必影响到对某些经典文本的主观判断。所以,各个历史阶段的重新编辑就在所难免。而在这样的整理修订中,大家也一般都会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进行处理,从而就会形成一定的编辑思想。尤其是孔子,他全面整理修改“六艺”,即我们常说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在编辑这些著作时,其实践工作是有完整的思想作指导的。第一,述而不作。孔子一生崇尚周礼,而商周学术认为能替天行道者唯有天子,非圣人不能有“作”。孔子“有德无位”,故只能“述而不作”。第二,多闻阙疑,无征不信。孔子主张“慎言慎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孔子在编改六艺时,态度极为审慎,不主观臆断,而是付之阙如。第三,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对“六艺”的编纂,是排除一切虚妄荒诞之事。[1]孔子十分注重思想的纯正性,正与邪不能似是而非,需要细加辨别,否则邪就可能乱正。“子不语怪、力、乱、神”既是其儒家思想的准则,也是孔子编纂思想的标准。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其哲学体系的完善使得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着完善编辑思想的编辑家,这也标志着我国编辑思想的真正成熟。

关于历史发展问题,有学者曾经这样指出:编辑思想的发展必然受时代政治、文化、学术、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编辑思想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发展,同时编辑思想也是编辑出版学、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离开了这个学术大背景,编辑思想的历史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当然,编辑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变化轨迹相比于社会历史朝代更替是缓慢的。

当然,编辑思想的历史进程,也并不总是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更不会总是和社会发展完全同步的。在思想文化急剧变革的时代,先进的编辑思想会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那些具有先进编辑思想的编辑家,甚至能够发动整个思想文化史上的革命运动,从而在深层次的历史发展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我国近代为例,一些接受了先进文化滋养和陶冶的知识分子,逐渐把编辑的内容转向更为广阔的海外空间世界,例如魏源、严复开始对西方世界的关注,编写《海国图志》、译介《天演论》,从而使国人有机会了解到“他者”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思想,并促使中华文化从“鄙夷”到“师夷”“制夷”的转变。这是晚清时期中国编辑思想对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形态的一次启蒙。

晚清编辑思想的启蒙运动一直影响到中日甲午海战之后,通过这次战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技术已经不能达到救国自强的目的。这时候,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阵地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思想革命。《新青年》杂志的编辑思想主要有以下重要主张和编辑实践:一是宣传新青年文化,批判儒家文化;二是宣传伦理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等。《新青年》所秉持的编辑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和广大国民形成了巨大的震动,科学民主成为时代进步思想的主流,对“吃人”礼教的控诉与反抗成为当时新青年群体的独特标志,并逐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前所未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可见,编辑思想在巨大的思想历史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样的历史文化现象,其实更加证明了编辑思想研究和编辑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

三、中国人文思想家与编辑思想史整体发展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编辑思想的建立往往与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思想家的哲学体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每一位编辑思想家首先自身一定是哲学体系以及文化思想体系十分完善的哲学家和文化大师,其编辑思想,也就是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延伸体现在具体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这也正是编辑思想和编辑学能够成为一个学科的重要基础。

梁启超作为晚清中国改良派的核心人物,在近代中国“三千年不遇”的巨大政治思想变革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对其一生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其思想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是被一致肯定的。梁启超的思想深受当时西方流行的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维新变法失败后在日本流亡期间,他开始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思想,提出破坏主义,认为必须从文化思想层面批驳和揭露封建专制制度。梁启超选择的方式是办报馆和翻译西方书籍。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强调了报刊“通塞”的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2]。为了完善其报刊的“通塞”之使命,梁启超总结了四项办刊编辑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梁启超在自己创办报纸的时候,充分践行自己的编辑原则,将西方报刊编辑的原则融入其中,总结出“五本”“八德”的编辑原则,要求编辑报道事件时,应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和基本原理,通晓事件发生的历史史事和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等。梁启超在编辑翻译西方图书时,也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编辑思想,甲午战争失败后,改良派对外文书刊的翻译要“择当译之本”。梁启超认为以往官译局过多注重兵学,而忽视了对其他科目的翻译。因此,他将算学、电学、化学、水学等西方学术翻译过来,并注重翻译适宜在学校当教材的书籍,认为这能作为立国之本。梁启超因其变法维新和破而后立的革命思想,在报刊和翻译的编辑工作中,坚定地践行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编辑思想。

鲁迅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时也是卓有成效的编辑家。他不仅编辑了自己的一些文稿和文集,还主办和参与了很多杂志的编辑工作。鲁迅曾自述自己的编辑工作在其生命中占据很重要的部分。鲁迅作为我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的卓越战士,不仅在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体现了其对旧文化旧道德的反抗和革命思想,更是把这些思想根植于其编辑工作中。鲁迅的编辑思想主旨主要是“唯在益人”,他将名利置之度外,而是通过编辑工作实现其文化理想。同时由于时代背景原因,鲁迅的编辑思想带有鲜明的战斗精神。在其编辑的《新生》、参与编辑的《新青年》《莽原》等杂志中都可以看出鲁迅为了开启民智,唤醒中华民族灵魂,对封建礼教和黑暗的现实社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其参与编辑的杂志都极富战斗性和革命性,被称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而在编辑内容的选择上,鲁迅也坚持自己的编辑思想,不请名人名家,不无病呻吟,保持粗糙泼辣的青年态度。同时为了让大众理解文章内容的思想内涵,鲁迅在编辑时极为注重序跋的写作,尽可能提供文章的相关信息。鲁迅对待编辑工作认真务实的态度和其独特的、战斗的编辑思想,对中国思想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举足轻重的思想家、哲学家,正是中国编辑思想史上的大师级人物,中国编辑思想史的构成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浩浩荡荡的大师级人物,使得中国编辑思想具有了普遍价值的思想之魂,因此,中国编辑思想史也才能够成为一条浩瀚的思想历史的长河。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观体系化、中国化、时代化”(2013BKS001)中期成果]

参考文献:

[1]论语精讲[EB/OL].http://m.fox2008.cn/qtyd/2013/85533.html.

[2]郝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12.

(作者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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